在刚刚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李光富会长在工作报告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有必要把中道协的报告逐字逐句的学习。他有专门的一段讲道教中国化问题，明确的指出，作为本土宗教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现代转型升级。这个讲的非常清楚。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是总体的目标。然后他还讲了具体的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新时代教义思想体系、戒律体系、人才体系、管理模式、服务模式、对外交流模式，这样更好的适应当代社会，更好的服务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做到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使用，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你看他的主旨就是强调道教要与时俱进，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这个报告就是为新时代的道教中国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也规划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也部署了工作任务。我觉得省道协要深入的学习，按照会议精神去部署我们的工作。

那么我觉得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而言，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巨大的转型时代，我们道教面临的挑战很大一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们怎么样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又不为传统所羁绊。因为传统中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不太适合时代发展、时代进步要求的内容。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又不被现代社会的不良因素侵染，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也有很多问题，物质的、生态的、精神和心灵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所以既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又避免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端，这是我们道教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需要我们在各个层面，像思想观念、学修体系、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弘道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要做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探索。

第一，思想观念的创新

我从2006年开始，十五年来在人民大学负责中央统战部的培训工作，包括在座的张会长都是在培训班上相识。其实我以前专业是研究佛教，但是从2006年负责这个班以后，对五大宗教都有所了解，自然也有一个比较，今年是第十五期，现在还在学习。在这个班的基础上与人民大学合作又办了一个硕士研究生班，这个是现在唯一打破学历限制，正式拿到国民教育硕士学位的。这个班从原来刘延东部长就着手创立，直到2012年才成立。现在这五大宗教毕业学生大约有1千人左右了。从这里面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我们道教的人才和观念问题比较突出，我们传统有传统的好处，但是我们内部讲，传统也有传统的麻烦。我们当代道教的思想观念中，抱残守缺、不思革新的现象还是相对比较普遍。我们看基督教，基督教发展那么迅速，当然有好多因素，比如西方主流话语霸权、世俗性比较强等等。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们客观的讲，我们还得承认他传教的模式、他的管理模式、他的思想观念，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度，应该说还是比我们道教要高要好。我们不说照搬，但是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思想观念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举措那所以我觉得我们道教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要有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这样的意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妥善处理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传统中那些优良的我们要坚持，那些是阻碍我们融合到现代社会的，这些要逐渐理清。当然要用妥善的方式一步一步改变，因为宗教的革新还是比较困难，如果弄不好也会引发很大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讲，要有一批，特别是作为教界领导者，一定要有革故鼎新的意识和思路，然后慢慢去推进。上述是思想观念方面的想法。

第二，学修体系的建立

道教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怎么处理“道”和“术”的问题，道教界人士也要认真思考。另外我们传统宫观的学修体系和道教学院的学修体系也不完全一样，怎样处理？有人觉得道学院的体系更有效，有人觉得宫观的培养更适合，还有人担心到了学院后信仰是不是就不坚定了等等。这个是涉及到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怎样结合的问题，宗教教育（宫观）有他的优长，也有他的缺陷，现代教育（道学院）也是这样。怎么妥善处理？佛教道教都存在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共识。但是现实来讲，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国民教育的缺失可能就是制约我们道教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道教有个特点是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是说实话道教的经典《道德经》、《南华经》是不好懂的，我们号称搞专业研究的，老庄哲学、魏晋玄学，我们把《道德经》读了一年，各种断句方式、各种不同版本，不是那么容易懂的，没有一定的国民教育水平，我们去理解老庄、玄学、道藏都是有困难的。还有，对经典的解读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个人的见解能不能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得到一致认可，这个很关键，就是能不能达成共识？ 能不能被学术界普遍的认同。所以在学修体系这个层面，国民教育和宗教教育怎样结合，我们要想清楚，至少在道教领导层在一些重要问题要达成共识，如果没有基本的共识，那就没有意义。

第三，道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国家层面主推的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道教中国化问题，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是道教中国化的抓手。

明年，国家宗教局想设立两个课题，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个就是宗教中国化问题，我是建议要设置子项，因为宗教中国化课题太大，要分成小课题来做，其中一个子项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个工作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可能是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我也不赞成设立“宗教中国化时间表”这个东西，特别是你中央统战部的研究中心，发布这样的课题说有一个时间表，可能会带来很快就会实现的错觉，宗教中国化一定是久久为功的任务。

国家领导层对宗教工作的基本共识，就是“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社会化治理”。当年对是否设立“宗教法”争论过，我个人不太支持设立宗教法。因为经过调研，只有把宗教立为国教的少数几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宗教法，而且这个宗教法也不是教界去制定。所以设立宗教法是把宗教特殊化、敏感化，在大方向上跟“宗教脱敏”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主张用一般的社会法律，比如《民法典》出来了、物权法出来了，我们以这些社会法律来管理宗教事务中涉及“公共事务”的部分。这根跟信仰无关，信仰是自由的，但宗教活动宗教言论涉及公共事务，所以要用公共法律来治理宗教事务，这样才能真正的脱敏。

现在基本上层形成共识，宗教问题不管怎么特殊，他都是社会问题在宗教领域的反映，你比如说佛道教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商业化，但商业化这个问题你光从佛道家本身去思考永远思考不清楚。商业化说到底是我们这个经济社会，只要以经济发展为最主要指标，那么商业化的冲动就不会停止，不光佛道教，各级政府都有这个冲动......

社会治理到底哪一种模式比较好?还在摸索。比如网格化、综合执法等。地方政府去执法，人员都不够，像上海、南京的有些区采取综合执法，民族宗教有特殊性，比如网格化在有些地方成了禁锢了宗教发展的措施了。比如网格化在汇报的时候就讲，我这里没有信徒了，或者信徒减少了多少等等。“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这五句话，有的地方网格化就把第一句话去掉了，就是说网格化没问题，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各地差别很大。

对我们教内，我们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包括教职人员也要有个自我管理，要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依法依规。我们也要树立法治观念和意识，要善于用法律的手段维护我们的权利，这一点因为我们对法律掌握的不够，所以运用的也不够。包括这个“法人”的问题，《民法典》中对活动场所法人的问题推了那么久，但全国各地好像跟进的不理想，原因在哪里？这个我们在调研中也想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非营利法人”中的“捐助法人”的分类可能还不够清楚。团体的法人是没问题了，现在就是场所，好多地方宗教活动场所也是把“捐助法人”理解为基金会，所以他就担心啊，我接受的捐赠是要向全社会公布吗？还是怎么样？他有顾虑。后来全国政协委员，民政部政法司原副司长，民建中央调查部长陈百灵，她讲的比较清楚，起草的过程中她参与了，她就说，“捐助法人”也有不同类型，基金会是一个类型，宗教活动场所是另一个类型，所以要用法律解释的方式说清楚。比如说基金会，基金会是什么？基金会就是个“过手”，捐款人不是捐给基金会的，而是通过基金会去给到捐助对象。所以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不仅要向主管部门汇报，也要向全社会公布，不管捐助人要求还是不要求。但是宗教活动场所的捐助不一样，捐赠人（且不说还有很多不是捐赠的部分，比如文物之类涉及文物法等）就是明确捐给这个宫观，有的是指定盖一个殿，有的是赞助一个活动，或者有的没有指定就是捐给你。所以他的财务公开的范围就不一样，这个情况，活动场所向主管部门内部汇报是必须的，但是他没有向社会公布的义务，就是类似这些法律没有进一步解释，大家也不清楚，包括地方管理人员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建议相关法律条文还是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另外我们对法人登记也有一点误解，就说以前你还没有管到，现在登记了，你看管的就来了，比如还有税收问题等。我们是讲，要是真正按法律办事，你只有登记为法人的宗教活动场所才可以依法享受免税。现在法律执行的还不严格，反正大家都没收，但如果将来严格起来，如果你没登记为法人，你就不享受免税。还有一个，我们要通过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登记来促进“确权”，包括土地、房产的归属问题等。现在大家可能还没体会到活动场所法人登记带来的好处，所以一个政策如果不能给执行者带来实质的好处，当然他就没有主动执行的意愿。

所以针对教界人士，对新出台的法规政策我们要主动请教相关专家去了解实质内涵。包括我们的宗教事务管理干部，我们也要搞清楚我们管辖的这一块的这么大的一个事。《民法典》在法律阶次上是非常高的，有重大意义，但这个意义现在还没有彰显出来，但是将来的意义一定非常重大，他绝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这是我们自身要主动的用社会法律管理自身事务的问题。

另外我们传统的清规戒律也要建章立制。这次中国道教协会换届大会我也有幸参加，修订了好多制度，尊重传统的清规戒律，同时也要建立现代的管理制度，要结合起来。包括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只要管住了“人”，管住了“财”，组织自然纳入正轨，就可以与社会管理、社会制度无缝接轨。现代的管理手段是拒不住的（大数据、现代管理模式等等），与其被动的执行，不如主动接纳，用现代的管理手段建立现代的管理制度，以做好我们自我的管理。

第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人才培养对道教来讲是健康传承的基础工程，是根本所在。我们知道赵朴老说过一句话，佛教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我觉得这句话对各大宗教都不过时，有什么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面貌。人才素质不高，想提高道教素质是不可能的，孔子也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觉得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的重视。今年7月27日，全国政协民宗委召开的专题协商座谈会，汪洋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是宗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说到底还是靠人，我们看五大教哪个教发展的顺畅一些，他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很大的原因。我们从五大教的培训和研究生的招生来看，连续五届的研究生招生，考生分数我们道教是最低的，最高的是基督教。本来每个教招收五个人，道教基本上只有2-3人，空出来的名额只能给其他教，我们没有偏向，在分数上一视同仁，但考10分20分我们是不能收的，这个状况与我们本土宗教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也是很可惜的。

人才培养上三个渠道，宫观、道学院、社会办学。三者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宫观培养是基础，特别是对人格、道风的培养主要靠宫观，道长的道风靠学院培养这个也不现实。而道教学院是培养人才的主阵地。社会办学像高等院校、人大班是培养高层人才可能效果好一些，但是要从规模、数量上讲完全依靠高等院校也不可能。所以这三个梯队的关系要把握好。

以前佛教讲学修一体化，学院丛林化的思路。但是我说可能再加一条：学院丛林化没错，也要丛林学院化。丛林指寺庙宫观，宫观本身也应该是也学习的场所，讲文化立教，办成学习型宫观，不光学院学修一体，宫观也要学修一体，把宫观办成一个文化学习的基地和文化传播的平台，这样道教才能健康传承发展。

第五，山东特有的道教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道教是唯一的本土宗教，在我国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里面，我们占有独特地位，但是我们现在的发展应当说跟历史地位不完全相称。

这其中我们山东道教，可能更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山东以泰山为中心，一边是齐，一边是鲁，泰山差不多在中心。山东不仅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也是道教文化的发祥地，至少可以说是核心区吧，所以山东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是要着重发挖掘和弘扬。道教的渊源，从战国到秦汉，燕齐方士，神仙信仰，黄老道学、都与道教相关；包括把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的邹衍也诞生于山东；荀子在稷下学宫做过祭酒，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框架性的东西，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秦汉以后泰山受命于天的封禅文化，这个在国家祭奠是非常重要的，从现代学术角度来讲，对研究中国独特的政教关系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古代儒释道三教论衡的时候，佛道之间还有对抗和争执，但佛道都不跟儒家对抗，因为大家都认同儒家的主流和主导地位，认同他就是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不但不对抗，而且还主动融合。再往后比如“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山东微山人，大家可能熟悉竹林七贤，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嵇康，嵇康被称作“王弼之亚也”，那就知道王弼的地位，嵇康都在王弼之下，这是说跟道学关系密切的魏晋玄学。再往后全真教在昆嵛山创教、还有全真七子也都诞生于胶东地区。另外山东要特别挖掘儒道互补的价值，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在山东体现的最明显、最典型、最直接。另外东岳、崂山、蓬莱道教信仰也非常丰富。

还有中国的生死观在东岳信仰里也有鲜明的体现。传统儒家对“死”的关注是不够的，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的认知天生回避，泰山是主生又主死的神山，在国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精神象征。跟西方人比较，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在东岳信仰里体现的最为透彻。道教是突破了儒家对死的认识，这也是要重点把握的齐鲁文化特点。

另外从战国以来的齐鲁神仙信仰，体现中国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古代的神仙信仰体现了古人的什么精神？如何用现代解释把这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巧妙而自然的赋予现代人社会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山东道教去好好挖掘和整理。

总的来说，齐鲁文化资源丰富，但挖掘的还是不够的，跟山东的文化的历史地位还是不相称的。如果必要，山东也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机构或者课题，整合政界、教界、学界，去挖掘、阐扬齐鲁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对传统文化做出更好的现代阐释，争取做出齐鲁特色，做到全国表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院学术委员副主任、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哲学分会委员、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张风雷）